开年以来，全球商业航天领域消息频传。中国国内多家卫星操作单位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报卫星网络资料，美国科技巨头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部署7500颗“星链”卫星的申请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寻牛堂，日本政府敲定“日版星链”支持方案，加拿大初创企业Kepler通信公司通过SpaceX发射10颗低轨卫星……经过2025年的火热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及企业将目光投向这一具有极高商业潜力的赛道，各类火箭、卫星发射计划被提上日程，月球开发、太空算力等更多发展路径迈出探索步伐。赛道不断升温，让人开始期待，2026年，商业航天领域竞赛将以何种形式展开？当前的全球竞争态势如何？产业链上的关键是什么？接下来的太空治理又将产生哪些新思路？
竞争从卫星到火箭商业航天是指以市场为主导、具有商业盈利模式的航天活动，涵盖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卫星应用、太空旅游等领域。可以看到，近期获得关注的行业动态几乎都与其中的卫星有关，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卫星如此关键？
“全球太空层面的商业竞争主要包含两类：一是核心赛道，包括运载火箭发射服务、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商业遥感服务、卫星导航服务等。二是新兴赛道，包括太空旅游、太空算力、太空制造、在轨服务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空天信息研究室副主任周钰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当前全球商业航天玩家聚焦卫星发射的背后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卫星规模化发射将促进产业链协同降本，批量发射能摊薄火箭研制、卫星研制及在轨运营成本。其次，可以支撑商业化应用场景的需求，单颗卫星覆盖范围有限且信号稳定性不足，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商业遥感等新兴应用场景需通过密集组网实现全球或区域连续覆盖，可以说大规模星座是商业化变现的基础。
周钰哲表示，卫星发射能够为卫星全产业链注入活力，例如航天材料、电子元器件等上游核心配套产业，卫星制造、火箭制造等中游核心制造产业，以及火箭发射、测控服务等下游的发射服务产业。
但卫星发射并非毫无限制，基于当前技术水平和轨道安全间距要求，低轨可安全部署卫星的上限仅约10万颗，卫星频率轨道资源具有稀缺性。ITU作为联合国负责太空资源分配的机构，施行“先申先得”规则，因此多方正抓紧布局近地轨道卫星以占据稀缺轨道资源。目前已有多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申报了卫星规模10万颗以上的卫星网络资料。
在低轨卫星组网领域，竞争已经悄然升温。据周钰哲介绍称，SpaceX星链在轨卫星数不断上升，且已在全球商业化运营；此外，美国还有亚马逊等低轨卫星星座在商业化运营。欧洲OneWeb、O3b等星座也已商用。中国GW星座、千帆星座在轨规模约为百颗量级，尚未开启商业化运营。
在卫星发射之外，商业航天赛道参与者们也将目光投向产业链的其他领域。中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2026年太空领域商业竞争将聚焦可回收火箭、低轨卫星组网、太空算力、月球开发等。
国内商业航天测控服务公司航天驭星副总裁兼总工程师曹梦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整个产业链发展的角度看，未来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巨大，需要首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可以形成数据传输的高速通道，随后衍生出数据存储和算力基础设施的空间部署。不过他也提到，这些美好的愿景首先要解决的是低成本、规模化进入空间的能力。
多位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提到，火箭发射技术将是接下来商业航天领域的竞争重点。中国航空学会理事、《航空知识》执行主编王亚男表示，执行商业航天项目依赖火箭重复发射技术，因为高密度的火箭发射成本较高，成熟的火箭重复发射技术将有助于分摊发射成本。2026年被认为是实现这一关键技术突破的重要年份，多家商业火箭公司都发布了将在2026年开展火箭回收技术试验的计划。周钰哲提到，在火箭回收方面，美国领先优势显著，具备SpaceX猎鹰9号、猎鹰重型等成熟产品，中国仍处于技术验证阶段，2026年，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长征十二号甲等可回收火箭的表现值得期待。
1月13日23时25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18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月15日，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A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国际竞争梯队分化明显”谈及2026年商业航天赛道的全球竞争格局寻牛堂，庞之浩表示，梯队分化将日趋明显：SpaceX凭借“星舰”与“星链”产品领跑，第二梯队的中国机构和企业以及蓝色起源等美国企业加速追赶，欧、日、印等国的初创企业位于第三梯队，主打细分赛道。
以SpaceX领衔的美国商业航天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极强竞争力。SpaceX的“星链”卫星计划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低轨道卫星星座，英国“天空新闻”网站报道称，截至去年12月底，“星链”在轨卫星数已超过9000颗。韩国《亚洲商业日报》9日报道称，2025年全球共进行了324次太空火箭发射，同比增长25%，美国占据193次，其中仅SpaceX就进行了165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
美国商业航天发展与其制度搭建有密切联系。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商业航天发射法案》，鼓励私营企业进入航天发射市场。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商业航天竞争法案》，激励私营航空航天竞争与创新创业。而到了2024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24年国防部商业航天整合战略》，将商业航天技术纳入国家安全空间架构。在资金与合作层面，美国政府也强调政企合作机制，通过技术采购、研发资助和订单优先购买等手段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发展。2025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促进商业航天工业竞争》行政令，明确到2030年美国将通过建立竞争性发射市场，提升商业航天发射频次和“新型航天活动”。
日本经济产业省去年3月在标题为《宇宙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报告中提出，随着全球太空产业持续扩张，各国在火箭发射、卫星制造及商业航天布局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火箭发射次数明显增加，欧洲、印度等也保持一定规模的发射活动。与此相比，日本在发射次数和卫星制造数量方面处于相对较少的水平，产业基础面临国际竞争压力。
日本当前的太空相关产业结构主要依赖政府需求，民间需求与海外需求规模有限，难以支撑高频发射和持续量产所需的产业循环。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有必要推动产业结构从单一需求依赖转向“产业良性循环”，通过稳定政府需求、扩大民间需求并获取外需，提升整体产业活力。
日本《产经新闻》3日报道称，日本政府已敲定支持方案，旨在实现国内控制的通信服务，该服务将利用在近地轨道运行的多颗人造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卫星星座”。政府将在补充预算中拨款1500亿日元（100日元约合4.4元人民币），用于补贴发射卫星并提供通信服务的运营商，并计划在本年度内启动公开招募。
欧洲方面也感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选择通过整合来提高自身实力。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尔此前表示，欧洲要赶上SpaceX，目标是发射可回收重复使用的新型火箭。去年夏天，欧洲航天局选出5家欧洲商业航天公司参与名为“欧洲运载火箭挑战”的计划，分别是德国的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奥格斯堡火箭工厂，法国的MaiaSpace公司，英国Orbex公司以及西班牙的PLD空间公司。
而就在去年底，欧洲三大航天巨头——法国的空中客车公司、泰雷兹公司和意大利的莱奥纳多公司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计划将各自的卫星与太空业务合并，打造一个统一、综合且具韧性的欧洲航天企业。不过，欧洲商业航天产业仍面临内部技术分歧、发射频次较低以及资金不充足等问题，更倾向于在细分市场深耕。
《亚洲商业日报》报道提到，2025年中国共尝试了92次发射，同比大幅增长35%。周钰哲表示，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包含三点：一是政策支持，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引领，近年来出台多项商业航天支持政策，地方国资、产业资本协同推进；二是部分企业突破核心技术，全产业链也具备自主供给能力；三是企业具备潜在的规模化市场潜力，偏远地区通信、农业、应急等应用场景潜在需求旺盛，能够提供稳定的本土化市场。
在未来，中国商业航天仍存在关键节点需要打通，包括核心技术攻坚，如可回收火箭技术成熟度提升，卫星芯片、传感器等高端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以及发射能力的优化，提升火箭产能和增加发射工位。此外还需推动企业出海，鼓励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卫星应用和服务“走出去”。
去年底，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加快形成航天新质生产力，实现航天发展效能整体提升，有力支撑航天强国建设。
“太空经济”按下加速键“2026年将成为太空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沙特《阿拉伯新闻》日报网站日前发表文章称，首先，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太空正成为新的战场。各国正着力保护那些在战时不可或缺的关键资产。其次，众多新兴项目与企业不仅将对太空领域产生影响，而且还有助于提升地球生活质量。文章罗列了几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包括太空通信、数据中心、能源开发等。
“卫星发射升空后主要赋能卫星应用服务业。”周钰哲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其中包括传统的也是主流的卫星通信、导航、遥感应用，以及新兴的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领域，还能应用于太空算力、在轨服务等未来潜力场景。
全球多国当下都聚焦于低轨卫星星座。王亚男表示，低轨卫星星座最直接服务的经济领域是物联网，这些星座一旦建成，是给国民经济做增量。另外有一些中国公司在瞄准轨道、亚轨道太空旅游，但是这个目标可能要相对远一些。
沙特《阿拉伯新闻》日报网站在文章中首先提到的商业卫星应用就是太空通信。这并非新鲜事物：数十年前，就已有从卫星直接向地面设备传输定位信息、语音及数据的技术，但价格往往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而随着更多企业加入竞争，价格亲民的直连终端卫星通信服务已指日可待。
王亚男也向记者表示，通信领域的应用一定是最多的，而且未来在低轨卫星星座的帮助下，人们通信的形式还会进一步发生很大变化。王亚男向记者描述道：“随着轨道互联网卫星星座的逐步建成，未来用户或许会在不知不觉中，更深度地融入由卫星支撑的智能网络。无论是通信设备、家用电器、交通工具，还是日常旅行装备——比如一个看似普通的登山背包，都可能植入了卫星芯片，能够实时采集位置、健康状态等重要数据，并与卫星持续进行实时交互。在这样的未来，卫星服务将无声无息地嵌入生活各处，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以后可能所有产业的关键信息都会以这种轨道通讯的方式被迅速融合在一起，国民经济等于踩了加速器一样。”
同时，在商业航天领域，除了卫星通信应用外，各国也看好“太空算力”的发展前景。2025年11月，美国公司Starcloud成功发射首颗搭载英伟达H100 GPU芯片的技术试验星。同月，马斯克公开表示将扩大星链V3卫星规模，建设太空数据中心。谷歌也紧随其后宣布启动“捕日者计划”，计划在2027年初发射两颗搭载Trillium代TPU的原型卫星。而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国星宇航和之江实验室已于同年5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随着全球卫星发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轨道拥挤、太空垃圾、频轨资源争夺等问题日益凸显，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的全球太空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周钰哲表示，全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行动：一是完善国际规则、强化多边治理机制；二是探索频轨资源动态调整或经济激励机制；三是强化技术标准协同，推进太空垃圾常态化治理。
王亚男也表示，过去可能全球卫星是千颗的量级，但是现在或者说未来10年内全球的卫星可能会达到10万颗以上的量级，甚至几十万颗，这就意味着全球轨道上的低轨卫星密集程度会显著增加，就像是经济繁荣以后，以前路上见不到几辆车，现在突然进入了堵车时代。“所以这无疑对太空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包括轨道资源的管理、频道的使用、卫星的退出机制、各个星座之间相互协调机制和避险机制，都需要在国际框架下建立合理有效的规则，而非由单一国家主导。”他表示。
“对于全球各国如此多的卫星，未来轨道资源将变得非常紧张。”曹梦向记者表示，未来空间治理的难度主要体现在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国际认可的太空交通管理规则，中国相关主管部门正在牵头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另外就是需要有基于民商能力建设的开放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对所有在轨空间物体进行监测及数据汇集，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环境。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寻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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